题记:大疫解禁,内外通畅。“在乡村发现中国”一行,2023 年暑期再度启航。锵锵三人行,已经变成二十人之众。我们选择了福建屏南和浙江缙云,开始在城乡中国间游走“双城记”和“多村记”。暑热之中一路走来,无论是城中村、村中城、叠加态、枚举法、净是土、含绿量,还是诗意栖居、艺术乡建、双向奔赴、弱鸟先飞、千万工程、四民村庄……白天看,晚上聊,火花四溅、思想激荡。乡村就是如此丰富多彩,让我们多院校、跨学科的
乡村建设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改革开放以来,乡村建设历经探索阶段、发展阶段与成熟阶段,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农村新型基础设施短板明显;城乡、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差距显著;人居环境与美丽乡村仍有距离;生态文明建设还任重道远。在梳理总结浙江“千万工程”实践探索与典型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其对乡村建设实现进路的启示:一是促进多元主体协同参与,合力推进乡村建设;二是加强塑形铸魂总体谋划,分类推进乡村建设;三是坚持因地制宜彰显特色,统筹推进乡村建设。
乡村产业的蓬勃发展为农民增收和共同富裕带来了新的机遇。文章基于2011—2021 年面板数据,深入探讨了乡村产业发展的富民效应,即乡村产业发展是否有助于实现农民增收和共同富裕。结果如下:(1) 乡村产业发展显著促进农民增收,该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讨论下依旧成立;(2) 乡村产业发展显著促进共同富裕,该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讨论下依旧成立;(3) 乡村产业发展的农民增收效应在东、中、西部地区均达到显著水平,中部地区的农民增收效应大于西部地区大于东部地区;(4) 乡村产业发展的共同富裕效应在中部地区未达到显著水平,东部地区的共同富裕效应大于西部地区。最后,文章从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提升乡村治理水平是当前“三农”工作的核心目标之一,教育高质量发展在此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乡村治理提供智力支持的同时,赋能农村科技创新与新质生产力生成。教育高质量发展一方面可以培养出适应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需求的专业人才,推动农村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另一方面,教育高质量发展在乡村治理现代化过程中也面临着区域教育资源不均衡、乡村人才流失、教育内容适配性不高等一系列现实问题。本文深入探讨教育高质量发展与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之间的逻辑关系与现实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展望教育高质量发展赋能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未来路径。
农村集体产权改革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研究对2015 年以来各地方政府出台的469 份改革政策文本进行预处理,分析改革政策在时间、空间和内容多维度上的分布特征,运用政策一致性指标模型,对不同地区改革政策进行分类评价。研究发现,时间维度上,改革政策随着试点批次的变化由政府主导拓展至社会参与,再延伸至市场嵌入。内容维度上,改革政策不断深化实施环境、优化执行路径和细化具体内容。空间维度上,有3 份省级和2 份地级政策为优秀,东部和西部各有2 份政策为优秀,将政策归纳为偏环境型、偏需求型、偏供给型和偏混合型。其中,省级侧重宏观政策实施要求、督促改革过程,地级突出政策支持力度,县级控制改革进程,乡级落实改革内容,但缺乏政策保障和政策激励。改革政策在地方实践中存在空转现象,未来应当在支持力度、资产管护和改革普惠等方面进行强化。
传统的运动式治理难以满足乡村振兴长期事业的需要,急需一种从乡村自身出发,与之相匹配的治理方式。规划赋能是一种将“规划”理念嵌入乡村治理,以规划赋能于乡村治理的创新方式。对粤中X 区村级规划编制过程的考察表明,村级规划是在基层内生治理能力弱、农民主体性缺失的背景下产生的。乡村振兴战略、村级换届以及组织支持是村级规划编制的现实基础。在党建引领下,村级规划通过战略性治理、协同治理、灵活治理以及精细化治理的实践机制,促进乡村治理主体从被动治理到主动治理,从政府主导到多元参与的转变,从而赋能于乡村治理。规划赋能为乡村治理有效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国家资源下乡对于乡村建设有着重要的价值,但从现代国家政权建设角度来看,当前乡村公共资源分配中“精英俘获”现象的学术表达——圈层结构,却体现出资源分配的不正义,这也将加重国家自主性与地方自主性的偏离。通过对鄂西南W 村实证研究发现,这一结构从分配方式来看,体现为村庄“权力精英”主导分配秩序。从分配原则来看,以再生性利益关系为主,原生性血缘关系为辅。从分配主体结构来看,形成了以村支书、“经济合伙人”等核心向普通能人、普通村民等表层递减的圈层结构。在制度、文化、技术三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塑造了圈层结构的长期稳定“合法”存续。基于工具理性的镇村功利性关系,是其制度基础;村民对发展性谋利的高包容性与逐渐萎缩的公共性,是其文化基础;技术治理中的“合法”俘获手段,是其技术基础。这一结构是当前治理资源、文化网络、治理技术制约下的“权宜之计”。阐明圈层结构现象的学理成因,有助于从制度变革、乡村公共文化建设、治理技术改进等角度,将转型中的乡村社会整合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之中。
伴随互助养老从社会自发发展阶段迈向国家视野下的积极统筹阶段,互助养老政策的现实重要性由此凸显出来。基于嵌入性视角,互助养老政策下乡必然受到诸多内生性因素影响,在此情形下,政策需要积极调适自身并推进认知、文化、组织和政策的社会嵌入,才能取得良好的政策效果。然而,由于注重硬件投入和追求标准化服务、互助文化式微和养老观念变迁、缺乏社会动员和组织体系建设、量化指标推进和行政控制权强化,当前互助养老政策存在认知脱嵌、文化脱嵌、组织脱嵌和政策脱嵌等结构性困境。作为改进,应加快协商平台构建和服务评估优化、强化养老政策宣传和家庭政策支持、加强社会精英吸纳和组织体系构建、优化治理主体合作和考核体系改善,塑造出良好的嵌入性环境,助推互助养老政策的认知、文化、组织和政治嵌入,真正实现低成本、高福利、可持续的互助养老服务生产。
家庭农场发展过程中,非家庭成员的农业雇工成为该新型经营组织的重要劳动力。基于雅安市3 区(县) 12 村109 名家庭农场农业雇工实地调研数据,探究家庭农场农业雇工劳动权益保障及其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家庭农场农业雇工劳动权益保障平均水平整体偏高,但存在性别和年龄差异。家庭农场农业雇工劳动权益保障正向预测其主观幸福感。社会公平感在家庭农场农业雇工劳动权益保障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在此基础上,提出立法、普法、劳动行政监督、加强内部管理四方面建议,以保障家庭农场农业雇工劳动权益,进而提升其主观幸福感。
返乡青年是新时期推动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中坚力量和关键因素。返乡青年参与乡村振兴具有情感逻辑、理性逻辑和价值逻辑。其中,“乡愁”是返乡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情感逻辑,返乡青年在城市中所经历的情感缺失由“乡愁”所补足并再造;私益是返乡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理性逻辑,返乡青年通过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积累以及与其他主体的市场合作,获取丰盈的经济资本,实现个人理性目标;公利是返乡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价值逻辑,返乡青年经历“乡愁”情感的召唤和个人私利的达成两个阶段后,渴望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觉醒服务于公益的心理,并且通过公利活动策划和实践,力争实现更合理的福利供给和利益分配。以上三个逻辑紧密相连,相互贯通,阐明了返乡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深层原因和内在动力。在理清三层逻辑的基础上,政府应出台帮扶政策,社会加强心理引导,村社定期召开经验共享联结会,以求最大限度地助推乡村振兴。